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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期刊发表题为《人口增长和人口伦理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pulation Ethics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的文章指出，保护后代免受环境破坏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如何评估人口福利。从两种伦理标准来看，较小的人口每年可以在气候变化预防政策上节约数百亿美元甚至更多，在富裕国家中尤为如此。

为了确定理想的减排政策，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了相关研究。该小组从气候变化背景下人口与福利评估的关系角度，采用先进的成本效益气候—经济模型——“2013气候—经济动态集成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 2013，DICE2013）”来检验两种评估人口福利的伦理方法：一种将社会目标假定为提高幸福感的总人数（total utilitarianism，TU），另一种将社会目标假定为提高人们幸福感的平均水平（average utilitarianism，AU）。探索在这两种方式下，人口增长如何影响二氧化碳社会成本（SCC）、最佳峰值温度和减排成本。

研究表明，未来评估人口福利的伦理方法对于减排决策十分重要。在两种方法下，随着人口增加，SCC增加，但最佳峰值温度降低。在TU评估方法下，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因为更多的人口数量意味着有更多人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在TU方法下，联合国预估的2025年高人口情景下的SCC比低人口情景下的SCC增加了85%，而这一数字在AU方法下仅为5%。此外，研究估计了由于可能的人口增长减少而带来潜在的减排成本降低，发现在TU方法下会产生大量的短期节约成本（每年数十亿美元）；AU方法下的节约成本则产生在较远的将来。节约的成本要大于降低生育率的人口发展政策所需的资金缺口。最后，研究表明，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否会全面改善社会福利，取决于评估人口福利的伦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