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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6日，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和中国气候变化专家组共同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风险指标的联合报告——《制定气候风险指标》（Developing Indicators of Climate Risk）。基于当前的气候科学，该研究评估了3类气候风险并制定了指标：①排放风险，特别是全球高排放路径下的可能性；②直接影响风险，指与农业、水资源、洪水和极端热浪相关的气候变化影响；③系统性风险，指会引发复杂系统中风险逐级传播的气候影响，如食品市场或金融系统。报告指出，这些风险对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存在重要的全球影响，制定一套气候风险指标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监测和评估气候风险的切实应用。

1 关键结论

（1）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偏离了2 ℃的升温目标，只有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全球部署正在进行中。目前的进展不足以将2100年全球升温限制在2 ℃，要实现“远低于2 ℃”的气候目标，需要在政策制定方面做出改变。能源部门几乎所有的脱碳进展指标都不符合2 ℃路径的要求。如果政策目标、技术部署和投资水平按照当前速度发展，可能导致2100年全球升温2.7 ℃，最坏情况是升温3.5 ℃。如果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任何倒退或停滞的情况，将可能导致更高的变暖程度，最坏情况下可能升温7 ℃。

（2）在高排放途径下，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构成了极高的风险。热浪、干旱和洪水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将显著增加，对人口产生严重的直接影响，并对包括粮食市场、城市安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健康在内的复杂人类系统造成重大的破坏性风险。此外，在高排放路径下存在通过关键临界点时的非平凡风险（non-trivial risk），其中一些可能对系统性风险产生深远影响，并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如粮食危机和大规模移民。

（3）在低排放途径下，预计全球的直接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也会增加。系统性风险是指对复杂社会系统的威胁，如国际金融市场、全球粮食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在“典型浓度路径”（RCP）2.6下，所有的直接影响风险指标均比当前水平高。即使成功实现了“远低于2 ℃”的气候目标，仍然有大量残余风险需要面临。与气候相关的影响将越来越多地威胁到复杂人类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增加了受影响的暴露程度以及受到破坏的脆弱性。管理系统性风险需要新的合作方法和治理安排，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降低风险。

2 对决策者的启示

（1）所有国家都需要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风险。作为非常规安全风险，直接气候影响和系统性气候影响应当被纳入全球和国家的安全风险评估中。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并发展低碳经济，应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政治勇气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2）如果要实现低排放途径并避免高排放途径，则必须加速减排工作。能源部门脱碳没有按照所需的速度推进，需要逐步调整目标。根据历史情况，持续的政策努力和技术发展仍然不足以将2100年全球升温限制在2 ℃。政策的任何停滞或倒退都有可能导致转移到高排放路径。

（3）无论在低排放情景还是高排放情景下，未来的风险都无法消除并且会增加。决策者必须为未来所有排放情景中直接和系统性风险的增加做好准备。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产暴露在直接和间接影响下，这成为引发直接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

（4）需要新的治理安排来管理系统性风险。为了克服系统性风险管理中特殊的协调和跨地域挑战，需要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采取新的治理方法，并针对特定的系统进行调整。由于许多系统性气候风险会引起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和相关安全部门都应该纳入未来的治理安排。应立即开始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气候系统性风险的性质（例如，金融市场、全球粮食系统、卫生系统、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等），并制定风险管理框架，确定风险监测的数据要求。

（5）如果没有考虑临界点，最坏情况下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一般认为，在本世纪达到气候系统临界点的可能性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因此，在高排放路径下超过临界阈值的风险很大，特别是到本世纪末可能的最坏情况是温度升高7 ℃。但即使在低排放情景下，也有可能达到某些阈值并触发一系列气候临界点因素，这些因素将加速气候变化并产生灾难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6）决策应从长远角度考虑未来的气候风险。直接和系统性风险的前景将对长期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决策者必须考虑未来百年气候风险的可能范围，包括高排放路径的可能性以及在最坏情况下直接和系统性风险造成的后果。

（7）将气候风险和恢复力分析纳入决策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经济效益。当经济发展中具备了恢复力基础设施和有力的风险管理时，将可能享有较低的资本成本并吸引更高的投资率。对气候恢复力进行投资的主要财政激励措施是保护人民，避免未来成本，并在经济冲击中保护现金流。

（8）通过加速当前的减缓措施，将改善未来的气候恢复力前景。虽然未来的风险无法消除，但通过加快减缓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危害并避免达到恢复力极限。拖延行动将限制未来的发展选择，而从现在起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变革，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对未来气候风险的恢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