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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0日，《自然ž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发表题为《技术承诺、建模、政策和气候变化目标的共同演进》（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mises, Modelling, Policies and Climate Change Targets）的文章指出，过度依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新技术承诺，使得气候行动拖延成为可能。

自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以来，国际气候目标的性质和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研究人员将气候目标的演进历史划分为5个阶段：①“气候稳定”（1992年里约热内卢峰会）技术承诺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大规模增加碳汇，以及核能；②“减排百分比”（1997年京都峰会）政策承诺集中在节能减排、燃料转换、碳捕获与封存（CCS）方面；③“大气浓度”（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CCS与生物能源联系在一起，而政策则聚焦于大气浓度；④“累计排放预算”（2011年德班会议和2012年多哈会议）见证了复杂的全球碳预算模型的发展和一系列假定的负排放技术的出现；⑤“结果温度”（2015年巴黎会议），政策越来越关注温度结果，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Paris Accord）中正式确定。

研究描述了国际气候目标与更广泛的气候政治和政策、建模方法和场景，以及技术承诺（从核能到碳去除）共同演进。研究人员认为，目标、模型和技术的共同演进使得拖延成为可能。每一个新的气候目标承诺不仅与现有的想法竞争，而且也淡化了任何紧迫感，使得气候行动的政治期限一再推迟，破坏了社会对有意义的回应的承诺。将希望寄托在更多的新技术上是不明智的。相反，文化、社会和政治变革对于气候变化的行为和技术反应的广泛应用至关重要。研究人员呼吁，认识到并打破这一模式，结束长期以来的技术承诺和重新设定的气候变化目标的循环，以释放更有效、更公正的气候政策。